高碑店天气预报_高碑店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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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琅琊宋氏的琅琊宋氏名人

保定饮食文化源远流长，积淀丰富，历史悠久，是中国第九大菜系“冀菜"的发源地，从境内出土的谷物工具、熟食陶器，还有商代的爵，中山国当时的羊羹等，都印证了保定饮食的历史。由于地处广袤的冀中平原，物产丰富，特产居多，山珍水产不乏有之。自元明清以来，保定一直是京畿之地，深受京菜和宫廷菜的影响，再加上地方官府的来来往往，使得各地的菜肴都多多少少与保定饮食相结合，从而决定了保定的饮食有着一定的兼容性。保定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除铁球为传统的健身产品外，其余两种都是传统美食。知名特产还有久负盛名的驴肉火烧、酱菜等。

驴肉火烧据说起源于明初。朱棣起兵到保定府徐水县漕河，眼看着兵马劳顿。士兵出了个主意，要他效仿古人杀马吃。　其实所谓“驴肉香，马肉臭，打死不吃骡子肉”，马肉纤维比较粗，不是特别好吃。但是饥不择食，就把马肉煮熟了夹着当地做的火烧吃了。哪知味道还很不错。于是后来当地老百姓也开始杀马做“马肉火烧”，而且马肉火烧因为曾经被皇上吃过而声名大振。　但时间不长，没过多久，因为和蒙古人打仗需要马。这里的马可不是做火烧吃的死马，而是活生生的战马。马成了战略物资，当然就不能由着老百姓做马肉火烧吃了，于是就出现了比马肉细腻，而且纯瘦不肥的替代品——驴肉火烧。

大慈阁酱菜

大慈阁酱菜始于清崇德三年（1638年），创始人是保定腰山王氏庄园第一代主人王锡衮。　崇德三年，王锡衮开始了在多尔衮军中的生活，经过他的努力很快从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清朝一名高级将领，无论他是普通士兵还是以后的高级将领，始终都保持着节俭的作风。为便于行军携带，王锡衮经常自己腌制酱菜，供自己和将士们食用。　顺治四年，王锡衮受封于腰山定居，从此王锡衮带领族人开始经商，他们创办的“和”字号遍布全国，同时他们也把自己腌制的酱菜也一并通过“和”字号销往各地。由于王锡衮为人宽厚又深谙商道，“和”字号的生意如日中天，但王锡衮却始终保持着乐善好施和纯朴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平日以素食为主，每日把酱菜作为自己用餐的主要菜品之一。　乾隆三十年，乾隆出巡至保定特到腰山王氏庄园的棉行观视。因天气燥热,乾隆进膳时食欲不振，王氏族人便将酱菜呈上，乾隆食之，甚喜，遂钦点王氏庄园的酱菜作为宫廷御膳。　乾隆到大慈阁上香时，特将该酱菜作为素斋赠与僧众。自此，王氏庄园的酱菜名声大振，世人逐渐把该酱菜称为“大慈阁酱菜”,把该酱园称为“大慈阁酱园”。　历史上记载的乾隆御题棉花图，该棉花图便是由当时的直隶总督方观承以乾隆此次观视王氏庄园棉行的种植、生产、纺织和加工为背景组创而出的。

白运章包子

是1919年白运章以自己的名子命名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并列被子誉为名优产品，受到省市领导的题词表彰，并获得百年老字号。其特点是馅大皮薄，口感好，用料讲究，风味独特，是老保定包子的代表。老店在裕华路“莲池”对面，已拆迁。现在保定商场北门外。

马家老鸡铺卤煮鸡

保定马家老鸡铺制作的卤鸡，从清朝嘉庆初年到现在已传五世，近二百年。相传，清代河间县果子洼村有家回族马氏兄弟，忙时种田，闲时煮鸡出售。后来辗转来到保定，开了马家老鸡铺。店主人在制作技术上颇下功夫。加之又懂点医道，每次煮鸡，除放应有的辅料外，常配以各种益身提味的中草药材。因此，所制卤鸡色鲜、形美、味香，名冠燕赵。现在保定古莲花池东侧。

义春楼白肉罩火烧　　

据传，义春楼的前身是座肉铺，开始经营廉价的猪头肉锅罩火烧，很受穷苦劳动人民的欢迎。冯玉祥幼年时代，家境贫寒，进城时，吃不起大饭馆，总到义春楼吃猪头肉锅罩火烧，对该饭馆产生了好感。冯玉祥当上将军之后，每次回到保定，必到义春楼吃罩火烧，从此，义春楼的罩火烧声誉大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叔父爱新觉罗溥新宇亲笔为名吃提了“正宗白肉罩火烧”牌匾。

高碑店豆腐丝

高碑店豆腐丝其浓郁香味，乳黄的色泽，匀称的条股而成为独具一格的地方名吃。凤味独特的五香豆腐丝，是老幼皆宜、家肴游膳之佐餐佳品，有“素食之首”之美誉。 因五香豆腐丝柔韧有弹性，素称“豆腐筋”，是素食中富有营养、清香可口的上品。　高碑店的豆腐丝，是由制作豆腐进展来的。从汉代起，高碑店一带的人们就开始制作和食用豆腐。相传清朝在易州（今易县）修建了西陵后，帝王公侯赴陵祭祀，尝及此品，如获珍奇，遂封为宫廷御膳。高碑店的豆腐丝曾作为一道名贵菜肴，在清代宫廷里供帝王公侯食用。长时间来，高碑店的豆腐丝被过往客商品尝食用，并带到全国各地。

北京到长白山自驾游时间表

羊肚菌种植基地在：

1、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镇的羊肚菌种植基地。

在河北省高碑店市肖官营镇的羊肚菌种植基地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正在给当地羊肚菌种植户“把脉问诊”。

近年来，高碑店市在抓好传统产业的基础上，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利用冬季农田空闲，发展羊肚菌种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2、贵州省普定县农业园区羊肚菌种植基地。

初春时节，走进贵州省普定县农业园区羊肚菌种植基地，一个个羊肚菌破土而出，迎来成熟期，基地负责人陈端梅正忙着给大棚通风，保障羊肚菌生长。

3、镇宁自治县宁西街道锦屏村羊肚菌种植基地。

2021年，宁西街道引进贵州天丰菌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丰科技”）投资1000万元在锦屏村发展经济高效的羊肚菌产业，取“三家一带”模式，通过“天丰菌芝+街道平台公司+村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带动农户增收。

4、池州市东至县葛公镇的同春村羊肚菌种植基地。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位于池州市东至县葛公镇的同春村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映入眼帘。大棚内，工人们正抓紧晴好天气，忙着拌菌种、旋地、划沟、播撒菌种、造地膜，现场一派热闹景象。

5、贵州七星关区小吉场镇德胜村羊肚菌种植基地。

四面环山的大坝子里，几百个黑色大棚一字排开，一条条喷雾带正在给大棚喷水降温。大棚里，大小不一的羊肚菌散布着。

有的由乳白色菌杆支撑着灰褐色伞状菇朵，已经成熟待；有的探出褐色菌伞，奋力生长着。几十名村民穿梭在大棚内，忙碌地收成熟的羊肚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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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到长白山自驾游路线：

时间15小时以上，全程：1239.8公里。时间请自行安排，以下是具体路线：

北京市：

1. 从起点向正北方向出发

2. 沿正义路行驶370米，右转进入东长安街

3. 沿东长安街行驶0米，直行进入建国门内大街

4. 沿建国门内大街行驶1.4公里，右前方转弯进入建国门桥

5. 沿建国门桥行驶240米，在建国门桥右前方转弯上匝道

6. 沿匝道行驶630米，过东便门桥约760米后直行进入通惠河北路高速公路

7. 沿通惠河北路高速公路行驶2.5公里，过光辉桥直行上

8. 沿匝道行驶700米，过四惠桥约560米后直行进入京通快速公路

9. 沿京通快速公路行驶3.6公里，在高碑店桥朝机场高速/东五环/京哈高速/京沈高速方向，稍向右转进入远通桥

10. 沿远通桥行驶770米，在远通桥右前方转弯进入五环

11. 沿五环行驶3.5公里，在观音堂桥朝沈阳/东四环/G1方向，稍向右转进入五方桥

12. 沿五方桥行驶0米，过五方桥约390米后直行进入京哈高速公路

13. 沿京哈高速公路行驶651.8公里，朝哈尔滨/大连/丹东/抚顺方向，稍向右转

14. 继续沿京哈高速公路行驶1.1公里，过北李官互通约440米后直行进入沈阳绕城高速公路

15. 沿沈阳绕城高速公路行驶28.9公里，朝抚顺/机场/本溪/丹东方向，稍向右转进入王家沟互通

16. 沿王家沟互通行驶1.8公里，直行进入沈阳绕城高速公路

17. 沿沈阳绕城高速公路行驶1.5公里，在沈平跨线桥朝东北大马路/抚顺/梅河口/G1212方向，稍向右转进入沈阳东互通

18. 沿沈阳东互通行驶1.2公里，过沈阳东互通约560米后直行进入沈吉高速公路

19. 沿沈吉高速公路行驶250.5公里，朝长春/抚松/S26方向，稍向右转上

20. 沿匝道行驶810米，直行进入抚长高速公路

21. 沿抚长高速公路行驶130.6公里，直行

22. 继续沿抚长高速公路行驶170米，朝榆树川方向，右转进入S302

23. 沿S302行驶2.7公里，直行进入花园隧道

24. 沿花园隧道行驶890米，直行进入S302

25. 沿S302行驶4.7公里，直行进入珠宝隧道

26. 沿珠宝隧道行驶1.3公里，直行进入S302

27. 沿S302行驶13.1公里，过松花江大桥约230米后直行进入参乡路

28. 沿参乡路行驶1.9公里，左前方转弯

29. 行驶950米，直行进入G201

30. 沿G201行驶15.4公里，直行进入大方隧道

31. 沿大方隧道行驶980米，直行进入G201

32. 沿G201行驶35.2公里，右转进入Y020

33. 沿Y020行驶9.6公里，左转

34. 行驶28.1公里，左转进入环山线

35. 沿环山线行驶80米，右转进入玉泉路

36. 沿玉泉路行驶8.2公里，右前方转弯进入山水街

37. 沿山水街行驶140米，右转进入白河大街

38. 沿白河大街行驶1.6公里，直行进入X122

39. 沿X122行驶22.6公里，右转

40. 行驶4.1公里，右转

41. 行驶580米，直行进入图和线

42. 沿图和线行驶60米，到达终点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句话恰当吗？

其实不复杂哦，你要先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北京连锁酒店一般都在二百左右，可以提前在网上预订，到北京后可以去地铁站办个公交卡，这样坐公交很便宜的，一般线路也就四毛钱，坐地铁两元，还可以在路边电话打电话用。买份地图这样有整体的感觉。根据个人游览经历，特制定以下路线供参考：

第一天 ： 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前门大街-故宫

天安门城楼门票十五云，故宫门票六十元，可以再前门大街吃点东西再去故宫，故宫规模挺大的，当时和朋友逛了四个小时左右。

第二天 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公园

鸟巢由于奥运的缘故，可以去看下，我们没有进去玩，只是在外看了看。门票五十元，水立方三十五好像。

第三天 清华-颐和园 或者 北大-颐和园

可以感受下学校氛围让孩子，随后去颐和园玩，颐和园清明节的时候去的，门票三十五元左右。

第四天 八达岭长城

不要相信发一日游小广告的，都是忽悠外地游客的，他们带你去的不是八达岭长城而是居庸关长城，或水关长城。八达岭长城在延庆所以需要准备一天时间。

第五天 欢乐谷

欢乐谷是个大型游乐场，门票一百七八十，没去过呢。呵呵。

第六天 天坛-中央电视塔

天坛门票好像是五十，中央电视塔可以俯瞰北京城门票五十左右。

第七天 什刹海

什刹海由于临水的缘故，加之 岸边树木繁茂，环境挺好的。

不需要门票。

祝：旅途愉快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春风又绿江南岸气象知识

[原创]明朝崇祯皇帝“朕非王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的话语对现实的反思

文章提交者：wuyurenshen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kdnet.net

事实上崇祯从来没说过这句话，是后人根据他的遗嘱总结出来的，他的遗嘱内容是：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意思是：我亡国，固然是因为我德行不足，上天的作对（是指当时自然灾害持续十几年），但也是这些大臣也害了我．．．．。

为什么崇祯要这么说呢？崇祯可以说登极以来是对当时的局势非常清醒的皇帝,他深刻明了明朝的巨大危机,当大臣指责他求治过急时,他回答:此时不矫枉过正,太平何时可望?他打算面对现实，动员群臣一齐来找出弊端，甚至他本人就是现实的最激烈的批评家。崇祯四年，他借遭遇旱灾为题，敦促举朝反思，一口气列举了十一种严重歪风：一、臣下“事多蒙蔽”，不讲真话；二、“用人不当”，有才干、有能力者不能进用；三、“任事者推诿不前”，尸位素餐，得过且过，明哲保身；四、“刑罚失中，而狱底多冤”，司法腐败；五、“墨吏纵横，而小民失所”，基层官吏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六、“遵、永之援军，扰害土著”，派往遵化、永平前线的军队，扰害民众；七、“秦、晋之征夫，妄戮无辜”，在山陕两地征夫过程中，擅民；八、“言官之参论，修怨徇私”，负责纠察政纪的官员，不秉公行使职权，而掺杂个人目的；九、“抚按之举劾，视贿为准”，地方要员根据贿赂，来决定对于属下的荐举或参劾；十、“省、直之召买，暗派穷黎”，各省及南北直隶，把徭赋的负担主要加之于穷人；十一、“边塞之民膏，多充私囊”，国家用于边防军事的粮饷，被大量私吞.

如果崇祯早生几十年，在那种时候做皇帝，也搞这么几下子，绝对是鹤立鸡群，绝对可以作为一个有作为、不平凡的皇帝留诸史册。可惜，明朝到了1627年这样的时候，这一切不顶用了，历史对于朱由检提出的要求，远多于此，也远苛于此。搁在往常，这么勇于破除陋政，已属难得；但现在，他不单要能破，更要能立，国家千疮百孔，危在旦夕，必须拿出办法来。在“破”的方面，崇祯做得不错，然而对于“立”，他却拿不出什么办法。

就主观言，他确实努力了。他曾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屡召平台，时厪勤字的古体商确榷，期振惰窳羸弱、懒惰、空洞等状态……衷靖《方言》：“靖，思也。”《字林》：“靖，审也。”衷靖，意谓自己由衷的想法共尔位诸臣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膺熙绩之功。”{174}这是事实，不是自吹自擂。里面提到的“屡召平台”，指皇帝亲自接见群臣，处理日常政务。这种情形，自武宗起六代天子，基本消失，朱由检不单把它恢复，并且一直坚持下来。他郑重承诺，除酷暑奇寒等过于恶劣的天气以外，“朕当时御文华殿，一切章奏，与辅臣面加参详，分别可否，务求至当”。

他对局面如此之坏的理解，落在吏治这一点上。他要以吏治为纲，纲举目张。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经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四朝，毁得最彻底的就是“士”这个阶层。信仰全丧，操守和职业道德也跟着土崩瓦解。大家全在坑蒙拐骗、损公肥私。

然而，崇祯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却拿不出解决的办法。

[转贴]超级亡国臣：明末悲剧中的官僚小丑

文章提交者：liyu3455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kdnet.net

十七世纪上叶，华夏历史上最后一个汉家正朔朝代风雨凋零，只待最后一声丧钟的敲响。

可引为讽刺的是，那时的中国却拥有着世界上最为完备高大的道德体系、最为健全饱满的文官机制、最为“先进”的人才晋级储备制度（科举），最为庞大的官僚队伍和最为先进的沿袭唐代府兵制的军事体制。

当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占领太原即将经由宣大兵临北京时，崇祯皇帝质问兵部尚书张缙彦何以不知军情不派遣侦察骑兵？

这位国防部长回答说：骑侦需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

21天之后，崇祯在煤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前半月，崇祯在召对群臣询问国计时，对着一群哑然无语的高级官僚说出了他最后一句名言：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他的醒悟太晚了。

明末的中国官场，拥有着足以彪炳史册的超级亡国之臣，很多的史学家都爱从崇祯的性格悲剧来诠释悲剧的起源，也有很多的人把崇祯磔杀袁崇涣当作整个时代的败由，但是我们都遗忘了：在孔孟程朱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崇祯只是一群无耻、无能、无良的小丑们的供奉和牺牲；当然，连带着一起完蛋的，还有我们整个民族整个文明的一缕曙光。

崇祯的死，是猛抽在虚妄虚伪地叫嚣道德道学礼义仁孝从来都在高喊民生至重的所有官僚脸上一记耳光。

从董仲舒开始的礼教天下仁德鼎鼐在崇祯死去的那一天全面崩溃，三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正在明白，所有冠冕堂皇虚妄虚伪的东西，在小丑的体系里究竟是什么东西是手中什么样的工具。

一、熊文灿

贵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崇祯初年曾招降赫赫有名的郑成功的老爸海盗郑芝龙（降清，康熙年间被杀）。

崇祯末年任兵部右侍郎、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他的志向是在闽粤岭南当个太平官，为此和朝中权要来往密切贿赂不断，博了个能干懂军事又清廉的好名声。

这一天来了个宫里的太监，据说是替皇上去广西办珍珠的，熊总督怎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随即重礼侍侯全力逢迎，宴饮十日后，偶然席间提及中原战局辽东危机，太监慨叹国无能臣，使主上忧甚。

熊立即拍胸脯表态，扬声大骂廷臣误国，若蒙圣意让我去，怎能让战局糜烂至此！！

却不想太监惊喜地站起身来表明态度：买是，替皇上查探您的态度和才能是真，以这些天对您的观察，您有雄才大略，平中原荡草寇，非您不可啊。

熊文灿哑巴吃黄连。

崇祯对于他本来将信将疑，这次试探的汇报却是非常满意，加上杨嗣昌的大力推介，很快就任命他以兵部尚书职衔兼任五省军务总理。后悔不迭的熊文灿先是上书大谈“五难四不可”，遭拒，不得已在广东招募火器兵二千作为护卫，成行前毫无主意的他又去和尚那里问卦，僧言：“招抚为上。”于是算是有了点主心骨。

刚刚接手军机，就被悍将左良玉逼得解散了护卫，于是向崇祯叫苦，希望给自己多调边兵，得到五千人后犹恐不足，又向皇帝上书说：我途经湖南湖北，看见稻谷富饶，这太招贼，皇上应该下令把农间的财物谷物都搬到城里，流寇看见没东西可抢，自然也就不战而退了。

奏章递上去，顿时成为当时的政治笑话。

杨嗣昌多年经营之后，剿灭农民军总算有了起色，名将左良玉在南阳击败张献忠，熊文灿立即实施招抚，连监军太监都看出张献忠不可抚，杨嗣昌更是坚决主剿，但是张献忠看出了庸才熊文灿是多么地希望兵不血刃建立奇功，派人送长尺余的碧玉两块和寸余珍珠两颗，哀书乞降，熊文灿不思索地利马答应，并承诺立即发放10万人6个月饷银，（前后耗银二百万两）对于部下将领要求趁着受降诛杀张献忠的建议嗤之以鼻。

结果是张献忠不散一兵一卒，还占据了官方指定的驻扎休养地。

崇祯十一年九月，满清越长城奔袭山东，导致卢象生战死，孙传庭下狱，洪承畴调往辽东，这样调动的前提，是崇祯认为在安内的问题上张献忠等已经不再是威胁了（李自成已败于洪、孙）。

于是这一年的冬天，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双雄会”，李自成到谷城拜会张献忠，获增兵马甲仗，元气开始恢复。

崇祯十二年初，张献忠修养完毕，于各处张贴告示，向当地人民宣告说：熊文灿“责赂金珠累万万”，“叛为所迫！”甚至将熊等官吏的受贿明细也张榜公布……官员们为什么要招抚为主终于真相大白！

熊文灿无地自容的同时却还恶人先告状，上书皇帝推卸责任，同时阻挠左良玉出兵，待到崇祯圣旨责令他免职“立功自赎”之后又不顾军情，逼迫左良玉仓皇出动，结果中了张献忠埋伏，精锐全丧。

在张献忠带领和影响之下，以前被招抚的各路农民军全面反叛，明朝的内乱自此再不可收拾，熊文灿的推荐人，恩师杨嗣昌也因张献忠袭破襄阳诛杀藩王而忧急病死。

熊文灿虽然被逮京下狱，但是他的愚蠢和无能直接导致国内战局的再度糜烂，正是经由他手，明王朝的两大敌手：张献忠和李自成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东山再起，而前期十年鏖战，成果毁在旦夕。

为什么要说亡国臣不批亡国君？

读到过很多痛斥明朝君王昏暴的文字，但是排除后朝诬谤的成分，明朝自永乐以后，诸多君主皇帝都深深陷于和文官集团的角力争斗之中难于解脱，崇祯就曾说过：朕与士大夫共营天下，（曾当廷引首辅周延儒入师座，尊称先生。相同的事情还见于万历与张居正）这个庞大无比构造复杂而精力旺盛的官僚集团对于帝权的制约在史学研究中往往避而不谈，但是事实上，内阁制度在明朝的稳固执是各朝各代难以比拟的，崇祯虽然是个权力欲旺盛的皇爷，执掌权柄十七年，却走马灯似地换了50位首辅，不能终信的性格缺陷是一方面，而始终难于调和与文官集团关系缓和找寻不着可以完全支持君权的辅相和代言人也是重要原因。

在最后的日子里，因阁臣坚持而不得不放弃南迁（对后世影响巨大，后文详述）的崇祯帝曾对首辅陈演半愤恨半无奈地说：

“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

这大概是通常史论中刚愎猜忌乾纲独断的明朝帝王少为人知的另一面吧。

批明末的这群官僚，（何谓小丑？除了熊文灿，后面还要举例讲到）就是想阐明自己的观点：国家社稷，其责，其义，绝非皇帝一人可以担当得了的，一直以来，都喜好把民族历史中溃烂的一面归咎于各式各样的皇帝，请问，这是不是反映了我们骨子里的某些烙印某些东西呢？民族强盛，我们归于明君大帝，国家衰败，我们归于暴君无能，那么，这个民族的前进与否先进与否是不是就仅仅取决于那四百多个形形的个人！？

我们在历史中可以看到，作为那个社会的实际统治阶层，明末士大夫在国家覆亡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度重要的不光彩角色，以至于一名边吏在最后的日子里上书崇祯，厉言：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

我们接着来看在那样的年代里，程朱孔孟教养出来的士大夫大官僚们是如何演出自己的闹剧的。

二、吴襄

这位宁远总兵，正是日后名声大噪的平西王吴三桂的父亲。距离李自成攻破北京还有十数天的时候，阁臣首辅陈演和魏藻德为了不担“卖国”嫌疑，“碍于名节”，屡屡阻挠崇祯即调宁远前线关宁铁骑入京勤王，在吴三桂都已表示可撤的情况下，一群高官依然推委不已，谁也不肯动笔“拟旨”未来担负骂名，不得已下，提出个逃避责任的最佳折中方案：请吴三桂之父吴襄晋京召对，请崇祯与之商讨战计。

这时候，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快逼近京城。

崇祯问吴襄对要求关宁铁骑勤王的看法。

“祖宗之地，不可弃。”

崇祯安慰说这是自己的想法，与他父子无关，同时追问：你觉得令郎可以退敌吗？

吴襄放肆地吹嘘如果李闯敢来犯，臣子三桂定能将其生擒活捉，同时解释说过去左良玉和孙传廷之败概由兵数上的不见优势，这对于辽东兵不是问题。

那么，卿父子有多少兵？

吴襄猛然惊醒到崇祯的用意，立时不敢再吹下去，乃伏地认错说：名册八万，实则三万，余数概为空饷。

崇祯追问：三万人战力怎样？

吴襄进一步退缩：三万人也并非都是战士，真正能上阵搏杀的，只有三千人。

崇祯质问：三千人如何搏杀百万众？

吴襄诡称：这三千人非普通之众，平日都是臣与三桂以细酒肥羊纨罗绸绫养出来的，所以都是一当百的死士。

崇祯问，那么要调动的话，饷银多少？

吴襄答：百万！

崇祯惊问原由，吴襄镇定作答：此三千兵在外皆有地产，是否需要补偿？目前屡有欠薪，是否需要补偿？家属十数万，是否需要迁入内地？放弃宁远，关外百姓数百万是否该迁入关内？

崇祯不得不承认自己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了。

朝廷众臣依然在争论该不该放弃关外调宁远铁骑入京，内阁始终拖延迟滞，两次封驳皇帝的调兵圣旨，直到三月四日，崇祯才终于经内阁通过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进京勤王。关外的吴三桂父子日行数十里，十六日才入山海关，等到二十日到达丰润时，北京已经陷落了。

吴三桂比起他的父亲来倒是有着武人的忠义，在留京的吴襄迅速投靠农民军后，吴三桂对父亲的劝降信答复说：你本该与贼拼命，差一些也该自杀报国，使我有戴孝号哭为你报仇的动力，现在你选择投降，那么，即便将来贼人把你绑在大锅旁来劝诱我，我也不会顾及了。

巧嘴的吴襄真的在吴三桂借得清兵攻到北京时被李自成绑在了城楼上作为要挟的筹码，吴三桂抽箭射杀看守士卒，暴怒的李自成下令杀死吴襄及其家属三十余口。

老狐狸吴襄倒是在那个短暂时刻为儿子赢得了短暂英名

满清的顺治帝曾经在祭扫崇祯墓（思陵）时失声痛哭说：

“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

谙熟明亡始末的顺治自有他的苦衷，但也是代替崇祯道出了内衷。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军东至高碑店，西抵西直门，攻城战已经开始，崇祯照例早朝，一班高官显贵懒散而立，面对皇帝诘问默无一语，愤怒至极的崇祯蘸水在案写下十二字，之后以袖抹去，身旁的司礼太监王之心只看见了六个：

“文臣可杀”。

不该杀的早杀了，该杀的却坐定庙堂高谈阔论，一无所为。

一群高级大官僚真的没有本事吗？

三月十九日，崇祯帝令后宫自尽太子出逃后，凄凉中与内监王承恩相对自缢，据说御衣上有血诏说，“朕登极十七载，三邀天罪……诸臣误朕也……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而官僚小丑们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到三月二十二日，崇祯的尸体才被发现，太监以芦席裹之，置于东华门外，后换柳木棺材，以土块枕头，只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护。世代食朱明俸禄的大臣们，只有二三十人前往哭灵，更多高官经过这里时，策马扬鞭木然漠然，看都不看一眼。

他们在忙什么呢？

在李自成开始攻城时，崇祯经济窘迫，苦筹军费，号召高官捐献银两助军，屡诏催促，结果只有太监曹化淳等每人捐了五万两（还记得前文所说吗？此时崇祯也只拿得出七万两了！）高级官僚们呢？

末代首辅（相当于总理）魏藻德被逼之下宣布捐献五百两！还记得那位阻挠南迁的前任首辅陈演吗？他连作戏都不肯，只是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所以一两也捐不出！事后在李自成军队的拷打下，这位陈大人却向大顺皇帝献银四万两！

那些达官贵人呢？嘉定伯周奎（国丈）面对女婿派来的太监坚持一毛不拔，最终连太监都忍不住撂了狠话之后才拿出一万两，犹自心痛不已！最后，和陈大人一样，在农民军的严刑下这位嘉定伯向新皇帝献银五十万两！（也就是这位嘉定伯，最终向李自成交出了前来投奔姥爷的朱三太子和永王、定王）更多的高官显贵在面对崇祯的“捐助”要求时东躲西藏，还装模做样地把家里的摆设都拿到大街上拍卖，以显示自己家无余财，甚至在紫禁城大门上写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更有甚者，京城部分官员太监还搞了个“公约开城迎闯”的集体协议四处拉拢名人高官集体签名！而带头的，就是开篇提到的那位连派一位侦察骑兵的钱都出不起的国防部长张缙彦。

还有一个令人扼腕的细节：攻入紫禁城的李自成在宫闱内四处严搜，最终车拉牛载掠走的金银数目达三千七百万之巨！曾经坚持斋素和停止苏杭织造，宫膳减半，甚至内衣袖口破损，避开大臣偷偷塞回衣内的俭朴持家的崇祯，若泉下有知当自己为了百万军饷而大惊失色延误招军勤王时身边却有如此被手下藏匿甚深的巨财，也该是哭笑不得吧。

崇祯死去的第二天（这时候还没有人知道崇祯已死），一支浩浩荡荡的1，200人的队伍来到李自成的行营前，这就是基本统管整个中国的整个官僚公务员队伍的代表队伍，大概从局级部级直到顶级，五花八门，形形，他们的目的却是统一而坚定的，那就是在官僚集团一把手陈演和二把手魏藻德的带领下，向新权力的主人——未来的大顺皇帝李自成表示忠心。

威风凛凛的李自成大声呵斥说：你们“既负特宠，当死社稷，何偷生为？！”群官吓傻的吓傻，磕头的磕头，几个代表大着胆子表示：“陛下应运而生，愿留余生以事陛下。”却被李自成责骂道：“：“汝负汝主，我何用为！”

最终全部蹲下，由牛金星派农民军摸着官僚们的头点数，然后自报姓名职位简历以待录用，时人描述道：“平日……昂昂负气者，”如今“植立如木偶，任兵卒羞辱，亦有削发者，帕首（蒙了毛巾）伪病者，种种丑态，笔下难以尽绘。”结果自早至晚，折腾一天之后，只有九十余人得以录用，余者一概遣送大将刘宗敏处发落。

三天之后，跳槽应聘成功的一班人等迅速恢复了活力，他们开始在新的领域活蹦乱跳了，那就是对新主子“劝进”，在新领导的安排下，陈演等声泪俱下地要求李自成尽早建立新朝登基天下，名扬天下的复社名人周钟、魏学涟等更是辛勤笔耕，疏奏不断，甚至对赞赏自己文笔的牛金星口口声声“牛老师”（很有现代气息！）而且在四月间每到三六九吉日，则奉表劝进，不亦乐乎，奏章里把崇祯的败亡称之为‘独夫授首，四海归心”，结果险些引起群架，因为魏学涟等均对外声称这样的好文字都是自己的主意，为了版权，狗咬狗，一嘴毛。

有良知的时人感慨说：“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自诩……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读中国古史，自汉以降，礼义仁孝忠充斥着华夏文明阴晴无定的天空，在理学道学都发展到极至的最后一个儒家王朝如何却以一幅并不可笑的群丑图滑稽收尾？高唱德行治国，食君俸禄为民请命的庞大官僚团队以道德为标榜以信义为标座，何以却屡屡于国无补于民无益？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学会了把我们民族溃烂不堪的一面都推给暴君庸帝？把光辉灿烂的一面都归结于明君大帝？庞大官僚集团仿佛天际永远不褪的乌云横亘在苍天大地之间，汉，宋，明……君王要曲腰讨好它，黎民要曲意逢迎它，这团乌云意识形态吹不去道德仁义拂不散，在需要的时候，它会毫不迟疑地收起雷云电闪，踏踏实实地扮好小丑的角色。

其实这超级亡国臣的故事远远没有讲完，在短短的数十天之后，满清的铁蹄开始践踏中原大地，继而征服整个版图（这也是很多很多的人们最为得意微笑着津津乐道的地方），无数的官僚小丑还要继续登场，连轴演出，他们选对了时间，地点，对象，观众，导演……不会再有人指责他们了……一个民族的血性和灵性仅仅依靠自己糟践还褪不干净，还必须加上一只沾满血腥的游牧马靴的一踏。

明亡原因分析------崇祯也没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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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宋氏的琅琊宋氏名人

“春风又绿江南岸”，出自王安石的诗句，当年诗人眺望江南，又觅春归，心中有了感慨。古人最早把见霜、下雪、结冰、打雷等统称为物候。物候学与气候学虽可称为姊妹科学，但物候的观测要比气候早得多，二者的不同在于：气候学是观测和记录一个地方的冷暖晴雨、风云变幻，而推求其原因和趋向；物候学则是记录一年中植物的生长荣枯，动物的来往生育，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和它对动植物的影响。观测气候是记录当时当地的天气，如某地某天刮风、下雨、冷热等；而物候记录如杨柳绿，桃花开，燕始来等等，则不仅反映当时的天气，而且反映了过去一个时期内天气的积累。我国唐宋时期的许多大诗人，一方面关心民生疾苦，收集了各地大量的竹枝词、民歌；另一方面又热爱大自然，善于领会鸟语花香的暗示，模拟这种民歌、竹枝词，写成诗句。月、露、风、云、花、鸟乃是大自然的一种语言，透过这种语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质，即自然规律，而诗人能较好地掌握这类语言的含意，所以能写成诗歌而传之后世。从自然节律的意义看，物候就是谈一年中月、露、风、云、花、鸟推移变迁和循环的过程，对于物候的歌咏，唐宋大诗人做出了巨大贡献。王安石晚年有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高碑店天气，明月何时照我还。”经后人查证，王安石写这首诗时，原作为“春风又到江南岸”，经反复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写下了“绿”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就成了春天来临的重要指标之一。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然而，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的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来看，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其一，因为柳树抽青早；其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南岭的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

宋鸣梧，字泰侯，号泰斗，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印王山村人，生于万历四年（1576年）九月十七日，病逝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 宋鸣梧不满二十岁就得中秀才，二十四岁考取举人。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七试不第的父亲（宋日乾），在北京参加完由万历皇帝主持的“廷试”后，不幸突发眼疾病逝在河北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的一个小旅馆里。他赤足千里将父亲接回后，守墓三年，后继母去世，他再次守墓三年。

万历四十三年（1618年）三月，继母的守孝期刚过不久，宋鸣梧便参加了当年由皇帝主持的“廷试”，并以优良的成绩得中进士。随后，他便被安排在刑部实习。1620年初，被授予行人司行人。

天启（熹宗）二年（1622年），宋鸣梧接受朝廷的命令，赴凉州执行平乱任务。

天启四年（1624年）春，凉州叛乱平息后，宋鸣梧被授“行人”衔。

天启四年（1624年）十一月，在断然回绝了魏忠贤等人的拉拢和腐蚀后，宋鸣梧回到了自已阔别五年之久的故乡临沂。

天启八年（1627年）春，宋鸣梧在休长达两年多之后，回到了京城。当他听说了杨涟、缪昌期和左光斗的悲惨遭遇后，失声痛哭，义愤填膺，当即决定上书弹劾。在宋鸣梧对魏客一伙的斑斑劣迹，当庭慷慨陈词和执意上奏时，气的天启皇帝怒不可遏，顺手抓起龙案上的御砚便向其砸去,但侥幸竟被其接住。随后，不久便被魏忠贤一伙以主持乡试为名，将其派往万里之遥的贵州。并在乡试结束后的回京途中，又直接勒令其回乡休养，伺机予以处治。

天启八年（1627年）的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病逝后，思宗朱由检（崇祯）在皇极殿即位。宋鸣梧在朋友的推荐下，也同一大批遭魏阉一伙迫害，而被削职和流放的官员一起被召回，并由行人司行人改任兵科给事中，诰封征士郎，不久又被提拔为兵垣（都给事中）一职，并在对魏阉一党的“彻底清查”中，专门负责魏忠贤家产的清查和处理事务。因其在查抄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崇祯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于奉天（今沈阳）称帝的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怀着一统天下的豪情壮志南侵，作为守城的统领，宋鸣梧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他首先与镇远侯顾肇迹并肩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号召将士们严把死守德胜门。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若定；间歇时，他运筹帷幄，及时向朝廷建言献策，并紧急制定了攻守防御的“十项策略”，敬献崇祯皇帝。崇祯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在紫禁城的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宋鸣梧的守御方略，并与内阁大学士何吾刍，翰林侍读姚希孟、丁进、文震孟等，专门进行商讨和研究，随后予以纳和实施，战事结束后被加奖服俸一级。随后，便被派往安徽持节封藩，回后再次被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和独掌本科大印的都给事中。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针对当时内忧外患、清军不断侵袭和军队人心不稳的状况，宋鸣梧被派往内阁首辅大臣周延儒的军队中做监军，协助周延儒整顿军纪，鼓舞士气，以御外患。来到军队后，他首先组织将士们，利用关外山高路险的有利地形，不断在山间峰口派兵设伏，连连打得来犯清兵，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通过几次漂亮的伏击战，宋鸣梧带领明军便有力地打击了清兵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接触，他慢慢地发现周延儒这个颇受崇祯皇帝恩宠的朝廷重臣，竟然也是一个专横跋扈、贪污枉法与大清关系暧昧的奸滑之徒。他一时痛心疾首，伤心万分，当即决定密奏朝廷，予以弹劾。但不知怎么，竟被周延儒察觉。气急败坏的周延儒，暴跳如雷，当即指使手下人反咬一口，并利用朝廷内外的死党和手中的权利，无中生有地对宋鸣梧进行栽赃和责难。崇祯也一时难分事非，面对重权在握的周延儒，为了顾全大局，只有一纸诏令将宋鸣梧贬为河南按察司照磨（文书一类的职务，从八品），调离京城。

崇祯六年（1633年）三月，当时与周延儒同样专权乱政的内阁次辅温体仁，为了争得首辅的权利，而唆使刑科给事中陈赞化，以周延儒“招权纳贿”和污蔑皇帝是“羲皇上”（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的一位平庸无能的领袖）为名，上书弹劾周延儒，并找出了众多的证人作证，致使周延儒无法抵赖。被迫提出辞职，十分狼狈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江苏宜兴其后，在温体仁垮台八年后，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九月，再次被起用，崇祯十六年（1643年），被赐自缢而死，并被锦衣卫用铁钉钉住脑门，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周延儒垮台两年后，已在南京升任尚宝司卿（正五品）的宋鸣梧被再次召回北京，于1635年3月，授予都察院协理院事和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同时被诰封为中顺大夫。

上任新职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实际状况，宋鸣梧先后提出了各种重塑朝廷威望和形象、彻底纠正和消除魏忠贤和周延儒之流的恶劣影响、尽快恢复经济和百姓信心等一系列主张和措施，并严格掌握各种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清正廉洁和忠心报国的典型事例，彻底改变和纠正了百姓对朝廷的误解和认识。这在国家百废待兴和社会动荡不安的崇祯初年，无疑起到了不小的凝聚和稳定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他的工作才能和大公无私、为国为民不遗余力的人格魅力，从而赢得了朝廷内外的一致赞誉。

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二日，宋鸣梧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于北京府邸，享年只有六十岁。

宋鸣梧逝世后，齐鲁大地的官员和绅士，无不敬仰他的品德和行为，纷纷联名上书，恳求朝廷予以旌表，并请求为其修庙祭祀。

当时，众多的文人墨客和同僚挚友，更无不对宋鸣梧的逝世深表痛惜，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和形式表达自己对一位“忠孝两全”之士的敬仰和怀念。一时，众多的以吟咏和歌颂宋鸣梧的“忠孝两全“为题材的诗歌和文章，纷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部分后被收录在由时任吏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的费县人张四知写序的《咏忠孝录》一书中（已失传），但有一部分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的作品，被保存了下来。其中便有时任吏部考功郎中、后任吏部尚书的徐石麒；时任刑部右侍郎、后升左侍郎的张承诏；时任大理寺卿和南京工部右侍郎、后升任刑部尚书和明代著名文学家、艺术家、画家和诗人的甄淑；时任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政论家和诗人，后在家乡上海抗清保家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侯峒曾；明代著名婉约词的代表人物、历任光禄寺少卿的俞彦和日照人曲靖府知府焦润生等人的诗词和文章。而俞彦的一首《余夙承公忘分之雅情见乎》五言诗，还被收录在《临沂县志·艺文》中。随后，宋鸣梧被崇祯皇帝追封为正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正三品）、恩准其“神牌”安放在“乡贤祠”（官办的祠堂）中予以祭拜，并赐“玉祭一坛”和“清修介节”匾额一块，以褒扬里门。

之后不久，宋鸣梧的“神牌”和塑像，又被安放在临沂城中新建的“忠孝祠”中，与王祥、王览、颜杲卿、颜真卿和曾子并称“贤人”，同祠供奉。

崇祯七年（1634年）就任沂州太守的王崇显，也在其后所撰写的《改建忠孝祠升三贤记》（《沂州志·艺文》）中，对宋鸣梧作了很高的评价。

宋鸣梧知识渊博，特别是古文造诣颇深，他的古文作品，大都写得瑰丽多彩，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和同时代的文学家李攀龙齐名，他的作品多数以抒怀为主，而且感情真挚，由感而发，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现存《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的《琅琊文社序》、《重修官桥记》、《观察沈公平乱记》、《张宋两氏新创大冶义仓碑记》、《琅琊生祠记》等，共有九篇之多，是临沂史志中古人作品被选编最多的人。

宋鸣梧的作品颇丰，不仅有诗集《琅琊集》还有《家传纂言》（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古文库，共四卷〈刻本〉）、《羲易集成》、《四里纂言》、《漫录纂言》、《诸子》等文集，并在当时都曾被刻版印刷，广泛流传于世，只是现今大都失传。另外，他还有好多文章散见于其他史集中。

宋鸣梧的“忠孝”思想和非凡行为，对他的子孙和后代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的子孙中，不仅出现了儿子辈的宋之普同样为其赤足千里守孝三年、宋之韩为母(在台州朵避战乱时去逝）赤足千里的惊人之举，而孙子辈的宋念祖宋之普长子，（清）直隶知州、宋瞻祖、宋成立（清）江苏宝应县令、宋名立（清）四川达州知州等，也都是些清正纯孝、名声不错的官吏；而且还有更晚辈的宋澍（清）江南道、京几道监察御史、宋潢（清）司洊擢郎中，兼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宋开勋（清）河南郾城县令、宋献章（清）扬州知府等，也都各有千秋，有口皆碑，造福一方。其在《沂州志》和《临沂县志》中均有记载。 宋之普，字则甫，号今础，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临沂明末五贤之一的贤人、东林党重要成员和古文家——宋鸣梧（《临沂县志》、《沂州志》和《临沂市志》均有记载）之长子，崇祯丁卯举人、戊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佥都副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南明“监国”朱以海的首辅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后降清，被授常州太守，诰封中宪大夫。

宋之普生于万历壬寅（1601年）正月二十三日寅时，卒于康熙已酉（1669年）十一月三十日午时，享年六十八岁。

宋之普少年时，便胸怀大志，勤奋好学，19岁入学，26岁中举人，第二年便中进士，随后选入“词垣”，由庶吉士授礼科给谏，历兵刑二科，晋升到都给事中，后升为太仆寺少卿、都察院检都御史和户部左侍郎。因其深受父亲宋鸣梧的影响，一直是一个行善积德、上行下孝之人。特别是父亲在京去世时，他悲痛欲绝，哭得口吐鲜血，连水都不能下咽，但因母亲邵氏还在，唯恐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强忍着悲痛。在扶着灵柩回家时，从北京到临沂，千里迢迢，但他像父亲对待祖父一样，赤足跋涉，一路豪哭，无不令路人憾动。把父亲接回家后，为了尽孝，他“泣不见齿，寝不入室，蔬食饘粥”，整整在墓旁为父亲守孝三年。在升任户部左侍郎之后，因看到母亲邵氏年事已高，时常生病，又不能迎接到京城去赡养，他便毅然决然地辞职回乡，在临沂城北的家中学习古人专心孝道。

这时，正是明朝末年，战事不断，大批逃难者纷纷涌到临沂城，宋之普慨然在临沂城南关支起大锅施舍粥饭，以此搭救了无数条生命。而平时受其接济者更是不计其数。

宋之普暮年，虽身处“户庭，而心时时怀利济”，每年都会捐钱捐粮，救济灾民。据记载：“乙亥之秋（1659年），大兵南出，公上豆三千石……戊甲六月（1668年），地适大震，沂州雉堞尽颓，公捐万工粮以助修筑……己酉春（1669年）复出米六百石以赈灾……”而对待乡邻亲戚，他也是“……鲜弗诚敬备至，尤笃首足之爱，而抚兄弟子有如己子，且仁慈为心，视万物为一体……” 因此，被王崇简称之为：“渊才弘茂、雅度亮节、恣性贞实、显允令德、才优底慎、绩著循良、悬车乐道、为善于乡……”

宋之普去世后，沂州不论是官员绅士还是平民百姓，更无不悲痛和惋惜，纷纷向请求，将公的神牌供俸在乡贤祠中，随时供人们予以祭拜。 宋日就，字克明，号警铭，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印王山村人，是沂州隐君宋梯的长子，约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十七日。宋日就一生身体力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兄弟们舍身取义，乐于种田，勤俭持家，赡养父母，从不送礼行贿谋求功名，而在教育子孙方面，却不遗余力，目标远大，尽心竭力地为他们招揽名师，使兄弟们能够丰衣足食，专心致志地完成学业。有时老师不在时，他还以自己的博识多才，亲自给学生们讲课，若见他们之中哪一个不专心学习，不惜用棍棒教训。

宋日就自幼年勤奋好学，脚踏实地，不到二十岁，就能写诗作文，颇有文声，被选拔为“替补博士”，在学校众多“生员”中名噪一时，大家还竞相推举他为艺林领袖。

他自万历乙酉（1609）年乡试中举后又来连续考了几次，但都没有中得进士。

当时，他的父亲梯公年事已高，宋日就觉得：“父亲已经岁数大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考它个一官半职，用俸禄来赡养他老人家呢？”。于是他决意做官，接受了陕西省西安府富平县令的职务。

当时的富平县，是关中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有众多的疑案，几任县令都没能解决。他到任以后，很快便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很快便把富平县治理的井井有条。后来，整个富平县还专门为他绘制了图像，供百姓祭拜。

由于宋日就廉洁自律，不巧取百姓一分钱，他更不畏，对地方的种种弊病大力整治，彻底清除了贪官污吏和地痞流氓对富平的危害，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深得富平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无不将其奉为神明，视作依靠。

宋日就的政绩上报后，按照惯例本应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因他秉性耿直，不会趋炎附势，没能得到上司的青睐，仅仅升了个河南龙门别驾（通判）。

宋日就离开富平令时，百姓一个个拉着车辕，躺在路上的车辙沟里，扶老携幼，徒步跋涉，依依相送。退养家乡富平的国相孙公丕扬，也慨然挥笔为其撰写了“德政碑文”，予以褒扬。

宋日就升任龙门别驾后，虽属无足轻重的官职，但他仍没有一丝的懈怠，其爱国爱民之心就像任富平县令时一样。后来他终于被晋升为任王府长史。但此时，宋日就却已对做官和官场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早已心生倦意，因此抽身而退。辞职时，他只坐着一辆两匹瘦马拉的车子，不声不响地悄然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进家门，他就指着自己的行李对迎上来的子弟们说：“你们都可以去检点一下我的行李，可别指望叫我做官带回一大笔金钱来，否则我死后怎能到老林里去见祖宗呢？！”

宋日就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父亲梯公去世，他悲痛欲绝，百般尽孝。父亲丧期过后，他便招收学生和门徒，凡是出自公之门下的人，个个都是成才以后才离开。四面八方的乡邻学子，从不用分什么高低贵贱，只要好学便可投在他的门下。

宋日就去世后，四周乡邻无不怀念他。他的牌位也被放在了乡贤祠里，以供人们祭拜。

宋日就著有《自淑集》流传于世。 宋鸣珂（？-1645），字泰茹，晚号“碧溪居士”，今苍山县向城镇黎丘村人，因其为当时的沂州守卫杨肇基成功平息“敬献三策”，而被授予莱州府知府。

《临沂县志?列传》记其“生具异禀，有泉石癖，岁必远游，游必尽山水之胜，而后返尝。三游苏，五游浙，所交多当时名士”等语。

甲申（1644）年间，改朝换代，民心不归，烽烟四起，宋鸣珂却致力于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竭力率众抗清。其战报传到京师后，清廷派降将洪承畴率兵入鲁清剿。因洪氏早闻他“忠贞、固执”，随授意部下欲将其活捉。但他临危不惧，一面与南逃的鲁王（太祖十世孙朱以海）联系，一面率众与兵临城下的清军厮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和朱明王朝的大势已去，在相貌颇似他的家仆曹节的掩护下逃离莱州城（见《临沂县志?曹节传》）。

回到到家乡后，宋鸣珂再次归隐“碧溪”，但每每想起曹节时便激动不已，朝夕希望以死相报，并随即撰书一联“清风无情偏吹我，明月有意不照人”，以此发泄自己对清人的满腹愤懑和怨恨。但却不知怎么被浙江有名的道学先生吕留良得之，他觉得联中太露锋芒，便随意改写成“清风虽细能吹我，明月何尝不照人”的诗句。然而，就是这一改，竟使他于雍正七年（1729）被告发，致使其去世几十年后，仍酿成了被祸灭九族和扒坟戮尸的千古奇冤。

《临沂县志?列传》还记述了“闻福王尚在，随杜门扫辙，独居一楼，首不剃发，足不履地，有李、王二夫人皆江南宣城籍，善造纸笔，鸣珂工书画日课数纸，纸尽再将字纸造新纸，故使笔墨皆无光，纸作淡黑色比当世。”等语。

顺治二年（1645）六月，南明“弘光”小朝廷彻底垮台，宋鸣珂大失所望，他发誓要做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周粟”，拒绝在清朝的统治下生存。他不许家人送水送饭，否则即厉声喝斥。他视死如归，几天几夜水米不进，生生饿死。

然而，在大清国随后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里，却没有人敢去赞美和宣扬他这种坚贞和壮烈。因此，在此后的“志书”和“家乘”中，都没有去记载他的这段历史。直到近代所修篡的《临沂县志》，才说他与同邑翰林院检讨孙一脉等人，为“明室未造也节之士……庶碧血丹心不至永埋地下云。”等等。

关于他的著述和遗迹，现在大都已失传和被毁，仅有其亲笔手书的七律《与友人秋别——二首》诗稿一篇和部分书画作品留存于世。 宋之韩，字奇玉，号莲仙，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年）六月二十四日，葬于山东省苍山县大仲村镇寨子村东；明末一代圣贤文人、古文家、都察院佥都御史宋鸣梧次子，崇祯御史大夫、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之胞弟；廪贡生，授东昌学博，因其博学多才深受清康熙皇帝的“才堪效用，力可宣猷”之赏识，而特被敕授为四川泸州通判。

宋之韩与清朝大诗人宋琬交往甚密，并有诗证（分别被收录在宋琬的《安雅堂集）和宋之韩的《海沂诗集》中），但其一生清心寡欲，陶醉自然，虽年少时与兄宋之普一起历经坎坷，但走向仕途后却没有经历太多的大起大落，因此其作品缺乏宋琬式的社会震撼力。但宋之韩一生诗兴执著，作品颇丰，从少年到老年几十载笔耕不辍，先后一共写下了两千多首诗（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八百余首），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多变，而且诗体不拘，多彩多姿，是一份难得的明末清初的齐鲁、江浙、川陕等其涉足之地的历史画卷，而在咏物抒情上，更是拥有无数的妙语佳句，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感染力，实属难得的好诗。

其代表作有《野老歌》、《万凤窝即事》、《北林墓望东山》、《寿玉叔司农》、《鱼翁》、《望岳》、《苏州道中》、《栈道行》、《再过浣花溪》等。

其清嘉庆版《海沂诗集》今被收藏在国内和日本、美国、台湾等十几家知名的大型图书馆和博物馆中。 宋之郊（1609-1674）年，字万生，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人，明朝崇祯壬午（1642年)举人，曾任沂州府署法曹，后迁任江西省乐平县令；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卒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祖父向高，庠生，父亲宋鸣阳，为廪监生，勒赠文林郎。母亲孙氏，同邑横山（山东省苍山县横山乡横山村）人，廪膳生孙绳之女，崇祯庚辰（1640）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孙一脉胞姐。

宋之郊“少受家训，品学兼优”，“以才名动乡里”，《〈临沂县志〉宋之韩传》中说：“从弟之郊……在官有惠政”。

宋之郊在赣三十年，到清康熙十年（1672年）年前后才告疾归里，乐邑之民皆称“宋青天”。他曾于《家报》中写道：“我做官囊无分文，又怎得汝等之困尔”。他一离任，为后继知县程某，即尽搜刮民脂民膏云能事，逼得县民日不聊生，流离失所者年不下数千人。故邑有歌谣曰“走了个宋青天，来了个连锅端”，以证公民望之重。故在闻宋之郊告归之日，乐民皆求留任。

宋之郊在官期间，先后变卖了自家于南北洛（村名，在峄县境内）土地十余顷为公所用。致使乐民得知后合赠《熙时良牧》、《华封霖雨》等大字牌匾，不远万里送到他的家乡苍山县向城镇梧桐村。

宋之郊善能诗书，少年即被堂兄宋之韩爱重，故存诗多有唱和。如宋之韩题有《家万生兄戊戌〈1658年〉年计偕南归，诗以讯之》一诗句云：“可怜望断苍生眼，何事阿兄著画灰。”似在呼唤他们这些为地方官的兄弟们，应以救民水火为己任。

宋之郊的诗，今存不到二十首，皆状物抒怀，寄以深邃，特别是《和西山舅氏咏鹤》诸作，令人神往。所谓“西山舅氏”即其舅父孙一脉自号“西山居士”。而孙一脉当时于明末甲申（1644年）年国变后，流落异乡，后闻南明小朝廷垮台，毅然投水殉节，如此高风，对他影响颇深。

宋之郊现存笔帖、《家报》等遗墨，其风格草行兼杂，飘逸潇洒，较之“钟王”过之。 宋念祖，字际庭，号敬思，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监国首辅宋之普长子；生于崇祯壬午年（1642年）九月二十三日辰时，卒于康熙丁酉年（1717年）二月二十二日未时，享年七十六岁。

宋念祖天生英伟丰颐，白面美髯，少年即文才洒脱，豪爽风雅，举手投足磊落不凡，气度高致。

宋念祖是由官生授河北安肃县令。安肃地近京师，满汉游民杂处，境内素称难治，宋念祖生性倔强，不畏强权，他到任后以清廉自矢，执法如山照章办事，不仅除掉长期横行霸道的祸害，而且还杜绝了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恶习，为众多的被冤枉者平了反，昭了雪，使安肃县成了当时有名的“平安县、模范县”。宋念祖也由此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皇帝御驾亲征噶尔丹，其奉委办理军需物品，因勤劳任事，成绩显著，为皇上所知，随升广东儋州牧（今属海南省），后皇帝认为其才貌俱佳，可以重用，特晋升其为管理“河工”事务的官员，但因其为官几年中从噶尔丹到广东儋州，千里迢迢，历尽艰辛，积劳成疾，被迫辞职还乡。

宋念祖还乡后谢绝嚣尘，隐居村落，终年不入城市与邻村户外，闲暇则以丝竹怡悦，及至足疾不能履行，只能由几人抬着木车出入家庭中。有时他酒酣兴发，豪论风生，念念不忘当年的豪情壮志。1716年秋，弟弟宋瞻祖自京师归来，他听说后高兴的不得了，瞻祖赶来问候他，但他却只能卧床与兄弟握手言欢，之后便一病不能起，于次年二月二十二日谢世。 宋瞻祖，字绍庭，号缄斋，山东省苍山县贾庄乡长新桥村人，明朝崇祯佥都御使宋鸣梧之孙，同朝户部侍郎、南明内阁大学士首辅宋之普次子；生于康熙癸卯（1643年）十月二十日寅时，卒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初十日酉时，享年七十岁。宋瞻祖由太学生选授詹事府主簿，转任太常寺典簿，再升光禄寺署正，后遇万寿覃恩，授承德郎，升任大理寺寺正，再升刑部浙江司员外郎，丁内艰服阕补刑部山西司员外郎，后监督富新仓，因看破官场的黑暗和丑恶愤而辞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宋瞻祖七岁丧父，由生母余安人一手抚养成人，十几岁便能支撑门户，操办家务，后因受贪官沂州牧陷害入狱，平反昭雪后，在母亲余安人的鼓励下于四十五岁时才走向仕途进京为官。六十岁时辞官归乡后，宋瞻祖每日里“林下，隐迹中村，耕田植树，不入城市”，从没有清闲的时候。他救急救难，为地方和百姓做了不少善事、好事。

宋瞻祖一生好学，尤其沉迷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就在去世时还在熟读“通鉴”，随书坠地而逝。

宋瞻祖历官五任，于仕途十五年，恪守祖父中丞宋鸣梧家训：“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被后世称为一代清吏。同期史官湖北天门县人唐建中和山西潞安府知府左文言分别为其撰写了传记，详实客观地介绍和评价了他的生平和政绩，现被收录在《琅琊宋氏家谱》中。其详细记录宋瞻祖生平的《缄斋府君年谱》，现被珍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内。 宋名立，字令闻，号补斋，今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卞庄镇纸坊村人 ，岁贡生，诰授奉直大夫，历任河南裕州、汝州知州，四川达州直隶州牧署，顺庆府知府；生于康熙戊寅十二月十八日寅时，卒于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戌时；配胡氏，诰封宜人；侧李氏，勒封孺人。

宋名立为官清正，所到之处口碑颇佳，政绩卓著，史书多有记载。

宋名立好学上进，知识渊博，不仅能文善书，还先后组织主持编修了《汝州全志》、《裕州志》六卷、《达州志》等地方志书。其所亲撰手书的“汝州全志序”、“达州志序”和“琅琊宋氏二修家谱序”等，更是文斐然，字体洒脱，颇具大家风范。 宋澍，字沛青，号小坡，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车辋镇车辋村人；生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丁卯十一月十三日，享年五十七岁；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辛丑科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任吏部主事，擢升郎中,又历任刑科给事中和江南道、京畿道、监察御史，乾隆六十年(1795年)，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后任陕甘学政；后因病辞职回归故里，其子孙多有仕宦。

宋澍自为官以来“一典试、三分校、一督学、两查仓、两巡城……”政绩卓著，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称颂。

宋澍一生博学多才，嗜学如命，好购书籍，注重收藏，古文诗词无一不精，特别是在《周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所精心撰著的《易图汇纂》等专著，极具权威，风靡一时。

宋澍去世后，被嘉庆皇帝敕封为中宪大夫，文武百官无不致函或到沂州祭拜。兵部尚书初彭龄更是特为其亲笔撰写了长达两千多字的传文，现藏于《琅琊宋氏家谱》中。 宋献章，字文舫，号蕴亭，山东省临沂市苍山县大仲村镇车庄村人,由贡生授光禄寺署正，历任江宁府督粮同知、扬州府知府、诰授奉直大夫、晋封中宪大夫。他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十三日子时，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九月初七日午时；享年56岁。

道光四年（1824年），宋献章补任四川石柱厅同知，因同他人对调获任江苏江宁府同知，到任后兴修水利、处理积案，政绩斐然。道光七年（1827年），宋献章升任扬州府知府，在任期间他办理乡试、负责供给，工作认真，事无巨细,深受学子的欢迎和上司的称赞。道光十五年（1835年），江淮先涝后汗，百姓危机，宋献章奉旨购粮食，救济灾民，日夜来往于山东济宁、滕州等地，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因天气炎热和过度劳累，他不慎中暑，回到江南后，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于府衙内。